红颜悲歌：五四新女性与茅盾的旷世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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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4月，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的文章，披露了中国文学巨匠茅盾感情生活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而这一段茅盾感情生活中的往事在著名作家胡风的《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中，也能寻觅到一些往事重提的踪迹。那么，这篇文章中的“我”究竟是谁？她与茅盾又究竟有怎样的刻骨铭心的一段情？但是，这样的刻骨铭心的一段情为何演绎出一曲红颜悲歌？又为何后来竟然会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而被历史遗忘了呢？

　　说起来，这篇文章中的“我”名叫秦德君，从1954年起，历任第二至第七届的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发表这篇文章之时，秦德君已近八十岁的高龄，然而，她对于自己和茅盾在五十七年前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同居的红尘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秦德君是四川忠县人，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新女性。1920年她在成都读书时，因提倡女子剪发与男女平等，被学校开除。她在吴玉章、陈愚生等人的资助下，走出四川，先后到武汉、北京等地，结识了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并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工作。1922年她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沪宁一带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通讯员。1925年她奉命到西安女子模范学校任教，并从事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来到上海，住到友人陈望道家中。她想到苏联去，陈望道就要她先去日本找他的女友吴庶五，再设法找中共组织联系赴苏之事。1928年7月初的一天，上海黄埔江畔的远洋航运码头上，三十二岁的茅盾化名方保宗，二十二岁的秦德君化名徐舫，登上前往日本的商船。在船上，除了茅盾和秦德君是中国人外，其余都是日本人。日本人以为他俩是夫妇。而此时的茅盾和秦德君面对大海，都有一种飘零感，经历大革命的洗礼，却又找不到组织，同去流亡海外，自然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因而谈得很融洽，渐渐地彼此心里都萌生出一种别样的感觉，感情发展迅速，自在情理之中。

　　但是，此时的茅盾已经是有妇之夫。他原名叫沈德鸿，字雁冰。1918年春节，当时二十三岁的沈雁冰和不识字的女青年孔德沚结婚。婚后他们二人十分恩爱，沈雁冰教妻子识字，替妻子取名，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沈雁冰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他利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担任了中央联络员，同时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骨干”。1925年，孔德沚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介绍，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沈雁冰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曾与毛泽东一起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毛泽东的副手。1926年底沈雁冰来到刚被北伐军攻克的武汉，任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与《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笔。大革命失败后，他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与妻子一起先避居武汉，不久又到了上海。

　　1927年9月，沈雁冰开始创作中篇小说《幻灭》，一种强烈的、一吐为快的创作冲动撞击着他，使他写得很快，只用四个星期，就写完了。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夫妇俩都不能参加工作，只得呆在家里。幸好沈雁冰的稿费收入，尚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写完《幻灭》后，沈雁冰又接着写中篇小说《动摇》和《追求》，并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同时也写了一些散文和评论，还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1928年6月的一天，陈望道来看茅盾，希望他去日本换换环境，呼吸新鲜空气。茅盾一听，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便决定前往日本生活一段时间。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茅盾来到陈望道家，发现上海平民学校的学生秦德君也在他家。闲谈中，茅盾知道秦德君也去日本，正好与自己结伴同行。陈望道请茅盾照应秦德君去日本的生活。茅盾自然答应。就这样，茅盾和秦德君结伴同行来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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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茅盾和秦德君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分手时候的合影。这张“分手照”只有两张。秦德君的一张，是秦德君1930年回四川老家时茅盾寄给她的，以后被她撕毁了。茅盾的一张，交给了胡风保存。1966年5月，胡风由秦城监狱转移到成都，路过北京，把照片转送给了秦德君。

　　

　　当他们坐着轮船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日本宪兵照例要检查。茅盾与秦德君站得很近，行李也靠着，日本宪兵误以为他们是夫妇，指着秦德君问茅盾：“她是你的夫人吗？”茅盾随口用英语回答：“是的，她是我亲爱的妻子。”秦德君也没有申辩。在日本，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茅盾亲切地称秦德君是他的“救星”，是挽救他的“北欧命运女神”。

　　到了东京后，茅盾住在一个中等旅馆“本乡馆”，秦德君住进了“东亚预备学校”女生集体宿舍。两人相距很近，来往密切。那时，思想苦闷心情孤独的茅盾，很需要得到感情上的安慰。这年的冬天，“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磕睡而已。”在这样的心情下，茅盾和秦德君同居了，并决定迁居京都。一到京都，茅盾和秦德君都非常满意友人杨贤江帮助找的一间寓所。茅盾晚年对这个寓所有段回忆：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临小池的四间平屋，每间约有八铺席大小；当时我与高尔松、高尔柏兄弟为邻，各住一间，另两间空闲。房东就住在附近，亦不过一箭之遥。这里，确实很安静，从屋子的后窗，看得见远处的山峰，也不是什么高山，但并排有五六个，最西的一峰上有一簇房子，晚间，这一簇房子的灯火，共三层，在苍翠的群峰中，便像钻石装成的宝冕。小池子边还有一排樱树。明年春季，坐在屋中便可欣赏有名的樱花，想到这，便觉得我的新居确实是富有诗意；对写作十分有利。在那里，茅盾写了小说《虹》，还有不少游记散文，作品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发表，换取稿费维持生活。秦德君则帮他抄写稿件，并常帮他出些主意。例如她向茅盾建议:把“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一，叫作《蚀》，如日月之蚀，既是暂时现象，又是必然现象，岂不正是现实主义？茅盾十分欣赏秦德君的这个建议，就采纳了。不久茅盾因“幻灭、动摇、追求”受到批判，下决心要再写一部有份量的小说出来扭转舆论，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素材，无从动笔。他说有关他家乡的素材都被他写光了，在创作素材方面，自己已是倾家荡产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北欧命运女神”秦德君。他对秦德君的经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缠住秦德君讲述往事，准备从中挖掘可作创作素材的东西。

　　秦德君叙述的自己的故事，激起了茅盾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赞叹说：“这都是些极好的小说材料！你呀，好比手里捧着一大把铜钱，只要用一根线穿起来，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茅盾开始寻找这根线，构思主题与人物、情节，借以反映广阔而又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生活。

　　在构思完成后，茅盾于1929年4月开始写作这部小说。这是茅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茅盾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先把情节讲给秦德君听，直到考虑成熟了才动笔。秦德君帮助抄写，还间或提些修改意见。小说的命名《虹》也是秦德君提出来的。她说:虹是在某种气象变幻之中而形成的。它有妖气，有魔力，且美丽。秦德君的故乡四川之气象，最容易出现彩色缤纷的虹，它对人有无限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迷惘。茅盾高兴地接受了秦德君的建议。从1929年4月到8月，他将这部小说分成一段一段地寄往上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原计划要写到大革命，但在1929年8月，因秦德君意外怀孕要回上海进行人工流产，他便中止了该小说的写作。后来秦德君又回到了日本。

　　

　　·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秦德君风采依旧。

　　

　　茅盾和秦德君同居的消息，也传到了上海，传到了家里。茅盾到日本后，孔德沚就通过党组织找到了工作，在一女校当教务长。当孔德沚得到这个消息，起先是不相信，后经证实，便是委屈地大哭，直到婆婆来劝，才止住了哭。婆婆说:“茅盾会回心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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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婆婆的估计没有错。1930年4月初，茅盾和秦德君一起回到上海，暂住在杨贤江的家里。茅盾带着秦德君去看望了鲁迅，还帮助秦德君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又带着秦德君看望了自己的母亲，并与茅盾旧日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联欢。这期间，秦德君又一次怀孕人工流产。但是不久，由于陷入一系列家庭纠纷，加上政治威胁、经济拮据，他俩分手了。这时，长篇小说《虹》还未写完。两人分手时，茅盾拉着秦德君到一家照相馆合照一张六寸相片，各持一张以为暂时分离纪念，并约好四年为期，再合百年之好。茅盾还要秦德君写一份简历，拟为她联系中共组织。两人并约定，四年后再合写《虹》的后半部。

　　但是，自此一别，两人劳燕分飞，再也未能走到一起。茅盾重又回到妻子孔德沚身边，但他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的希望却没有实现。秦德君回了四川，这场风波终告平息。

　　此后，茅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子夜》等名著。1949年以后，他出任国家文化部第一任部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于1981年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但在他晚年写的关于自己一生的传记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对在东京与秦德君同居两年的生活及共同创作《虹》一事只字未提。

　　秦德君自1930年8月中旬与茅盾分手后，因病住到上海福民医院，后由其侄儿秦国士协助，回到四川忠县老家休养，一住四年，病愈后曾到川军刘湘部队任参议官。1945年她加入民盟，任妇女运动委员与妇女文化公司总经理兼常务董事。1946年到1949年她又在上海做中共地下交通工作，参与策反国民党军起义。1949年5月17日，秦德君被国民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因上海解放而幸免于难。

　　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期间，秦德君住在北京饭店二楼。一天清晨，秦德君到阳台上，发现茅盾正在三楼阳台上笑吟吟地注视着她。可就在这次筹备会议期间，会上突然宣布秦德君是“叛徒”，在国民党监狱中有出卖组织的行为，同时宣布撤销秦德君第一届政协筹备委员资格，接受审查。此后，在那个阳台上，秦德君再也见不到茅盾的笑脸了，在电梯中几次与他相遇，他对待秦德君都如同陌路人一般。

　　第二年，组织上给秦德君做出“没有出卖组织”的结论，安排秦德君出任教育部参事。在此期间，秦德君申请恢复党籍，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组织上找茅盾核实，但茅盾说自己不是党员，不便证明秦德君是党员，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一段话，而没有说明秦德君在三年期间积极寻找党组织的情况。

　　秦德君认为那三年的表现至关重要，就写了封信用双挂号寄给茅盾。然而，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使秦德君一直感到十分的悲凉。但是，秦德君当时的地下工作却得到了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高度肯定。邓小平就曾说：“秦德君，我们是老战友，她工作有办法，肯干。”从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始，一直到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秦德君一共担任了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成为担任政协委员次数最多的女性之一。

　　1966年，十年“文革”开始。1967年10月，秦德君再次被打成“叛徒”，在秦城监狱整整度过了八年的囚禁生活。直到1975年4月5日出狱，重新回到政协工作。秦德君一生历经千辛万苦，多次在生死边缘和牢狱中受到百般折磨。但是，让她始终难以忘怀的，依然是在日本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