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怜蔡邕，人性光辉难敌世俗情愫

三国文化博览

千古文人，际遇多苦者多若星辰，而我却独怜蔡邕。
或许三国时代只属于英雄，不属于文人，所以，无论是正史的《三国志》还是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关于蔡邕的文字是少之又少，远不如他的女儿蔡文姬。但是，就是那寥寥数语，就是那几行文字，蔡邕的鲜明形象已经被勾画出来，让人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充满人性光辉的真文人。
蔡邕出自气节文人世家。其先祖蔡勋精研黄老之学，因拒绝在王莽新朝为官，举家归隐深山。其父蔡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所创蔡氏五弄（《游春》《渌水》《幽思》《坐愁》《秋思》）与三国魏末嵇康创作的《嵇氏四弄》（通说为《长清》《短青》《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并称九弄。史载隋炀帝科举取士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必选科目之一。 蔡邕本人“少博学，好辞章……妙操音律，又善鼓琴，工书法、闲居玩古，不交当也……”
然而，面对董卓的强逼入仕，文人的气节又有何用？生命之与权势的较量，无异于鸡蛋与石头的碰撞。《三国演义》中是这样写的：董卓为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劝卓擢用名流，以收人望，因荐蔡邕之才。卓命征之，邕不赴。卓怒，使人谓邕曰：“如不来，当灭汝族！”邕惧，只得应命而至。一个读书人自己死节容易，但为了自己的名声，要殃及所有的族人，这就不能不让他的气节发生动摇。况且董卓也没让蔡邕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是想拜他为官。若说这是文人气节对强权的妥协，不能算错，但是，其中包含的人性的无奈又有谁能清楚？世俗的祸根也就此深深埋下。
蔡邕对董卓的心理是极其矛盾而复杂的，既有着古代文人拘泥于气节的无奈和局限，也散发着人性最基本的光华。董卓废天子杀大臣，行暴天下，仁义之士无不以杀之而后快，不要说蔡邕这样的名流，就是市井之人，也无不切齿痛恨，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蔡邕怎么会从内心敬重他？可是，董卓是真心的喜欢蔡邕，史载“卓见邕大喜，一月三迁其宫，拜为侍中，甚见亲厚。”说他附庸风雅也好，借结交名士笼络人心也罢，这一番知遇的恩德，蔡邕是打心眼里感激的。当董卓被诛，原本就憎恨他的人不用说，就是那些原来依附他的人也立刻转向做了“墙头草”。人们的行为也不难理解，董卓的所作所为没有让人同情的理由。只有蔡邕在董卓暴尸于市之时为董卓大哭，面对王允的怒叱，蔡邕凛然说：“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这一番话，焉能不令人动容？做为一个人，仅仅是做为一个人，抛开一切世俗的、政治的利益关系，懂得感恩就是高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人性的光辉也正在于此。
董卓既倒，王允上台，蔡邕入狱。我们无由指责王允的狭隘，对于政治上的敏感、世俗上的争议，任谁也难逃历史的宿命。王允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不能理解蔡邕，也不肯原谅蔡邕，要让蔡邕用生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位忠介耿直、孤绝遗世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生不逢时，残酷的党同伐异、宠辱的反复无常，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政治、家族、派系色彩的恩怨相报、抄斩厮杀的浓烈的悲剧色彩，就连最后的著述愿望也不得实现。他“乞鲸首刖足，续成汉史，不许。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遂死狱中。”连司马迂的幸运也没有了，想象中他满腔的悲愤直可震陨满天的星斗。可叹的不是狱中冤死的六尺之躯，而是那永不为世见的焕发而饱和的文思和才情。
尤其值得同情的是世俗对其身后名誉的肆意污蔑，民间戏剧让蔡邕成了虐待赵五娘的负心郎，成了没有气节没有廉耻且虚伪奸诈的人物。陆放翁在诗里感慨道：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唱蔡中郎。是啊，让自己的名字在每一条街上被盲目的江湖艺人侮辱，蔡邕泉下有知，又怎能无恨？而每一个翻检历史的人，每读到这个不幸的名字，又怎能不感慨世俗对于是非的颠倒无常。
远离历史的主客观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世俗的情愫往往会表现出有失公允，现实的复杂性很难让身处其中的人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即便让时光倒流，让已经知道正确答案的人重置于历史情境，也不见得就能做出符合世俗意愿、符合普遍道德标准的选择。
人性的光辉遭遇世俗情愫，常常令人疑惑：人世间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想来要让自己的心与公共道德保持一致并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蔡邕哭董卓尤为难得。文人之心苦，又有多少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