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诸葛绰，据《诸葛恪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

　　孙峻，据《三国志》卷六四本传，孙坚弟静之曾孙，孙权末任侍中，“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又与全公主私通，故附鲁王。又据《孙和传》注引《吴书》，“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固争之，乃止。”可见孙峻与全公主、孙弘害孙和，惧其主政。

　　当然，支持鲁王霸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事前已详述，此不赘。

　　由上考，鲁王党成员主要有12人，概而论之，主要有如下特点。其一，从地域看，侨寓人士有步骘、诸葛绰、杨竺、吕岱和吕据五人，南人有全琮、全寄父子，吴安、孙弘、孙峻等，表面上步骘声望最高，可视为代表，但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二，此派人物大都出自寒门，而非儒学大族，与太子党形成明显的差别，从而在政治理念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三，此派主要成员多为孙吴政权之宗室、外戚或孙权之佞幸，与皇权关系十分紧密，如步骘、全琮父子、全公主、孙峻、孙弘等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这是孙权用心培植的一个政治派别，是皇权的附庸和工具。正因为如此，孙权对此派人物多有护佑，仅杀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主要人物全公主、孙峻、孙弘等都转而支持幼主孙亮，并一度握有大权。

　　两大政治派别形成后，围绕着孙权的继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倾轧，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阴谋手段。《孙和传》便载：“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全奇、杨竺为鲁王支党，谮诉日兴。”据前引《太子和传》，孙和夫妇出祭庙，全公主派人觇视。孙和集团也有类似表现，据《三国志·陆凯传附陆胤传》注引《吴录》，孙权与杨竺策划立鲁王，太子和指使“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陆）胤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太子太傅吾粲等人“数以消息语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17]此类事例甚多，难以尽述，以上数例，已大体可见其情状，所谓明争暗斗，确实如此。

　　四、对“二宫构争”性质的辨析

　　关于“二宫构争”的性质，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一文中曾有所论述。他认为两党主要是以地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治派系，“拥护太子和者，主要是江东世家大族”，而“支持鲁王霸者，主要为江北地主”，孙权支持江北地主，打击江东大族，因此这一斗争的性质“乃是江东世家大族与江北地主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争夺。”[18]确实，孙吴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曾存在过明显的南北地域士人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后孙吴政治也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由此可说，方先生所论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二宫构争”的特质，可谓通达之见。

　　不过，就孙吴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而言，是孙吴政权及淮泗集团的江东化，而这一变化大体在孙权黄武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东社会之中，因此，简单的以地域分野来论定发生在孙权末年的“二宫构争”以及此前的吕壹案、暨艳案的性质，不仅不尽符合事实真相，而且对很多史实不能做出圆通的解释。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孙权与张昭的对抗相当严重，而张昭在反对孙权征辽东等大事上与江东陆逊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又如步骘，早在太子孙登问他贤人士君子时，他便称述陆逊等江东人物，当吕壹纠弹陆逊、顾雍等江东人物时，骘上书孙权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19]又如吕岱，曾与陆逊共掌荆州军政，配合协调，张承致书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岱又“亲近吴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岱视为“益友”，后原死，岱痛哭，以为无人可“闻过”[20]。又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会稽余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不仅如此，南北儒学宗族已开始通婚，如张昭孙女便嫁与陆逊子抗，门阀最重婚姻，当时南北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间开始通婚，可见他们已融合到了一定程度。在太子孙登的僚属中，南北才俊同处，互相品目，颇为和谐。故孙权称帝后并未见到南北士人间用心排挤、倾轧的典型事例。相反，相互合作的事例尚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正因为北人的江东化，南北士人间的相互融合，其地域隔阂日渐淡化，故入晋后，不少汉末南徙的北人已著籍江东[21]。另外，在“二宫构争”中，两党成员中都有南北混窜的情况，即江东一系有北人，江北一系中有南人，更难解释的是诸葛恪父子异党，恪附太子和，恪子绰附鲁王霸。以上种种史实上的抵捂恐怕都是简单的“地域论”所无法解释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以企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通过检索文献和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皆是出自寒门的皇权与儒学世族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