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祖德也望尘莫及！《三国》里的两张臭嘴

三国文化博览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口才突出的人，当然也就派生出名嘴、臭嘴之别。名嘴臭嘴的标准很难定，比如今天，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常会摆出一副天下名嘴的气派，撇开其中个别翘楚，老百姓都知道，大多数混迹其中的家伙，其唾液中的才学，实在值得重新测试一下。电影《巴顿将军》里有一位美国将军，身陷敌手，德国人要他投降，他回答“我操你娘”。巴顿听说后，一边麾动部下驰援，一边说了句有意思的台词：“快，去抢救有口才的人。”
　　“我操你娘”算不算有口才呢?在那个场合，那种关头，我同意巴顿的意见，这四个字实在才气汪洋。
　　三国时代名嘴颇多，如以桥玄、何颙、许子将为代表的人物品评家，他们名头锃亮，每到一地，辄令寻常士大夫纷纷“改节饰行”。《三国演义》中有位骁勇的武士太史慈，史书上记载，他之所以不被人接纳，乃是有人担心许子将知道后要笑话，可见这拨名嘴的厉害。然而，正所谓“天下无道，处士横议”，在这些名嘴之外，我们也会不时听到另一些意气骄横、怪诞绝伦的议论。盛世纶音不得与闻之时，独多乱世颓论，本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为了解三国时代特有的风习，我们便不得不提到其中两张著名臭嘴：孔融与祢衡。
　　先说孔融。
　　在西汉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之后，孔融便有着中国最大的来头，他竟然是大圣先师孔夫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旧时几乎所有蒙学读物都有记载，可说家喻户晓。对自己非比寻常的出生来历，孔融显然也知之甚详，少年时就曾巧加利用，借此成功地打入上流社交圈。
　　当时有个南阳尹李膺，喜欢在家里摆名人沙龙，对来客要求极苛，曾特意关照守门人，“非世贤及通家子孙，”一概不见。孔融前去求见了，亮出的正是“李君通家子孙”的招牌。李大人揉了半天眼也没看出眼前这个后生小子，祖上曾与自己有甚瓜葛。“大人差矣，”孔融嘿嘿一笑，“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
　　他指的乃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孔子造访老子（李耳）一事，那真可算“累世通家”了。不仅李膺，在座众位显客无一不被他的捷才震倒，只除了一位倒霉蛋。他因为晚到，没有亲耳听到孔融迅捷无比的应对，经由别人转述，效果不免打了折扣，于是便说了句不太友好的话：“小时聪明，大未必佳，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想想前些年的少年大学生，我们觉得这位仁兄的酸论，未见得全无道理。没承想孔融立刻冲他顶上一句：“看得出来，先生小时候，一定聪明无比。”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一个外省青年想要在巴黎成名，最佳捷径便是得到某位沙龙女主人的青睐，以便尽情展现自己的社交才华。在公元二世纪的中国，这一招好像也管用，至少孔融的名声，就离不开这些宾客的叫好、捧场。他的嘴有着强烈的宣泄欲望，自然会对旁人耳朵有着额外的需求。孔融不是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通常在座的宾客越多，他的舌根越为迅捷灵动，唾沫也越为上下翻飞。
　　口才其实也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它可以被细分为很多种。拿孔融来说，他也是有其长有其短的，比如在今天，你若想和孔融在电视上展开辩论，没戏，看他不刻薄得你体无完肤。你得和他展开笔战，而且别在小报上，别通过无法容纳精密逻辑的千字文，你得堂堂正正地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与他较劲，这下孔融完了。他舌根上的智慧就像一个100米跑选手，坚持不了多久。再举个稍嫌不伦的例子，他有点像可敬的日本棋士藤泽秀行，“五十步天下无双”，要和他过招你得坚持五十步以上。藤泽老先生当然五十步后仍然功力非凡，孔融就不行了，他的思维一旦拉长，立刻就像拆散的毛线，头绪纷乱起来。
　　结论是：这样的口才虽然无助于义理的研讨、学术的深化，用来混淆视听，颠倒舆论，制造喝采，却比什么嘴都厉害。
　　孔融还很有胆气，不，联系他一生，他的胆气只怕是太大了点。小时候他就成功地救过一个逃犯，以至自己和兄长一起进了大狱。那位逃犯张俭本是孔融哥哥的朋友，前来求救时碰巧哥哥外出，只有孔融一个小鬼当家。张俭虽然起初有点瞧不起孔融，但这位被李膺断定将成为“当代伟器”的圣人后代，却成功地帮助张俭脱逃。他本人没有逃，逃跑永远不是孔融的个性，孔融宁愿和哥哥一起锒铛入狱。
　　不知是义薄云天还是天生奇胆，入狱后他直对着狱吏叫嚷：“不关我哥哥的事，不关我哥哥的事，张俭是我放走的，快快拿我是问。”他哥哥急了，也在一边叫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弟弟无关。”狱吏没辙了，少不了得请示上峰，结果上面意见是“把弟弟放了，哥哥留下”。出狱后的孔融，名声立刻像不羁的野火，在中原四处弥漫。

三国文化博览

　　闻名不如亲见，亲见胜过闻名。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孔融当堂一坐，别人就只能要么乖乖地充当听众，要么傻傻地像听堂会那样在一边叫好，鲜有敢与他正面舌战的。十六岁的孔融已是这样，三十八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一根舌头匹似毒蛇长长的引信，在众人面前嘶嘶作响，不断挑衅;奇谈怪论则像联合牌收割机，掠过听众汗水涔涔的额头，毫不留情地把别人那点社交智慧辗个粉碎。
　　孔融当时就觅得了一个雅号：“议主”。可惜中国既没有古罗马的元老院，也没有西方现代的议会制度，所以孔融虽深具国会议员——也许还是众议院议长——的才能，却仍不得不到下面弄个官做做。皇帝原开设在洛阳的太学，已在两次“党锢之祸”中遭到重创，后来连首都洛阳都已残破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值此乱世，孔融不可能觅得一个安静的所在，可以让大家整天只管喝酒聊天，欣赏他的“议主”风采。北面战火频仍，到南边去吧，到南边过一把父母官的瘾。
　　我无法想象孔融作为地方官会是一副怎样的尊容，他不仅昏庸，而且注定会把昏庸体现得与众不同，仿佛昏庸还是一种艺术。严格地讲，孔融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他做秀的热情充沛昂扬，至于如何关心百姓疾苦，如何成为识时务之俊杰，便不加萦怀了。在生灵涂炭，百废待兴之时，孔融为官一任，甫一就职不寻思着如何恢复农业，安抚百姓，治理战争创伤，整天尽忙着修复城墙，开设学校，举荐些与他具有相似风格的儒士，仿佛天下已长治久安，从此不再有兵戈扰攘，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开辟出一片承平气象来。
　　他天性乐观，脑子里尽盘算些使自己显得不同凡响的离奇念头，而所有这些念头都以“不切实际”为主要特点。他对本地活着但活得非常艰难的百姓毫不系念，却满脑子想着所谓“示惨怛之爱，追文王之仁”，对客死本地的外乡游士，准备了上好棺木，将他们一一入殓。葬礼上的孔融是否像基督教牧师那样发表演说，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能够使孔融产生热情的事情必须同时具有两个特点：它必须既风雅又怪诞。同郡有个孝子名叫甄子然，在孔融到任之前即已不幸早夭，为寄托自己飞来石般的奇特哀思，孔融竟仍不断地为他“配食悬社”，仿佛他还健在。
　　想到孔融的死因之一乃是忤逆不孝，他对甄子然的态度，只能从思维方式的一贯矛盾上去索解。依古代的道德观念和法制思想（两者往往合为一体），孔融确实有取死之由，罪名未见得都属罗织而来。
　　孔融的思维是奇特的，除了些具有古代“嬉皮士”风格的酸丁，他从不知世上还有何人值得提拔奖掖，或者，要想得到孔融的抬举，还需先满足一个没人愿意满足的前提：即像那位孝子一样，以自己郁郁弃世为代价。他对当世知名的经学大师郑玄敬意无几，偶尔还要奚落几句，对死在司徒王允手下的东汉大学者蔡邕却愁情满怀到这般地步，以至仅仅因为某人模样有点像蔡邕，喝酒时就要把他拉到身边，为上天替蔡邕留下一个活面具大发感慨。孔融对郑玄这类以严谨见长的学者，是否心存忌惮呢?不知道，至少你从孔融的表情上看不出这一点。
　　即使在敌人大兵压境，“流矢雨集”之时，他仍能以一种鬼见愁的风度，“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对，他感兴趣的就是这么个姿态，他想证明的就是自己与世上“方伯”一族的本质不同。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造型，他甚至还会主动请缨，与武将们争功，“大饮醇酒，躬自上马”，俨然一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气概。可惜，凤落平阳不如鸡，马上的孔融醉意朦胧，又不会什么醉拳醉剑，结果只能仓促间将武夫的进取造型临时改为诗人“仰天大笑出长安”式的昂然而退。
　　好在谁都知道孔融是圣人后代，谁也没有真对他肩膀上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他总能不失体面地全身而退，扔下自己的百姓，从一个州郡窜到另一个州郡，反正照样会有人请他继续从事昏官生涯。像济公一样，孔融的腰间大概也总悬着一壶酒，以便在路上一颠一颠时也能摆弄出点风度来。济颠和尚悬壶旨在济世，孔融呢?
　　当然也没法把孔融说成害群之马，这个不愿对社会负责任的圣人后代，事实上也只具备有限的危害社会能力。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动荡和破坏，那是军阀豪强们的勾当，如先后劫掠长安的董卓和李傕、郭汜，如整天做着皇帝梦的袁术。孔融虽唾沫不断，实在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因果报应，最终死于曹操之手的孔融，其本人对他人生命原也较少体恤，滥杀忠良之事，孔融也曾染指。
　　有一次为了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义理观，他决定拿一个自己举荐过的人开刀。万事俱备，磨刀霍霍，只待问斩之时，一个名叫邴原的先生前来质问他了。孔融本就理屈，这一次便难得地落了个下风，被邴原驳得哑口无言。你道孔融如何譬解?他竟厚着脸皮对邴原说：“我不过想开个玩笑，先生怎么当起真来。”邴原毫不含糊，当即追问道：“岂有拿别人生命开玩笑的道理?”这就是孔融，既才华横溢，又思维错乱，既口若悬河，又耍泼无赖。

三国文化博览

　　曹操偶尔也会派点活计让孔融干干，如为了安抚袁绍，使他暂时不致与自己为敌，他曾派孔融持天子节钺，并虎贲卫士百人，将大将军的印玺，隆重地给袁绍送上。这等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交给孔融去做，曹操实在是找对了人。可怜而又奇怪的孔融，离开袁府后他曾在荀彧面前对袁绍及其手下大加夸奖，仿佛这一趟旅行颇和袁绍套上了交情。谁知他仍然把袁绍得罪了，就在孔融回到许昌不久，一封袁绍致曹操的亲笔信交到了曹操的案头，袁绍不假掩饰地要求曹操把孔融杀了。孔融是怎么把袁绍给得罪的，我怕他自己都懵里懵懂。
　　给孔融多大地盘他都无法自力更生，虽然他嘴硬，命中注定却只能在别人的统治下生存。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之后，孔融就一路朝都城方向走来。对被自己糟蹋掉的那一片片土地全无愧色，在许昌，在曹操眼皮底下，孔融立刻过起了“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生活，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重新回到“臭嘴”的立场上来。借助曹操的强权，荀彧的调度，在那样一个乱世中，许昌当时还能享受某种台风中心的平静。这份平静竟仿佛是特特为孔融准备的，以便让他腾出精力，咳唾江山，辱骂世人。
　　一些极为忤逆不道的言论，开始从孔融的少府里传出来了。其中有些言论，即使在社会舆论相对宽泛无序的今天，都难以入人之耳。“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话其实也不新鲜，此前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已有所阐发，但不及孔融锐利：“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从语气上我们也不难发现，王充只不过想说明一个自然之理，孔融则非得借助激烈的反问句式，以起到颠倒人伦的作用。
　　对于奉行以孝治天下的中国，孔融下面一个见解更让古人瞠目结舌。他鼓励人们，在饥馑的年代，为了使素不相识的人可以活下来，不妨让父亲去死。方法是：将仅剩的一碗活命饭送给路人，而不是同样奄奄一息的老父。
　　似乎嫌自己一个人厥词大放不过瘾，孔融郑重其事地向当权者曹操，也向社会推举了一位人才。
　　他就是祢衡
　　祢衡非常年轻，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天赋之高是无须怀疑的，所谓“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俨然鹤立鸡群。“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博闻强记之能，亦无人能及。他好像还精通音律，即兴作鼓乐《渔阳》曲，“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可以令“坐上宾客听之，莫不慷慨”。
　　然而祢衡天生是要骂尽世人的，和后世阮籍准备一副青白眼的处世态度不同，祢衡从不知世上有谁值得他青眼相加，所以一概报之以白眼。即使对人世间仅有的两位知己孔融和杨修，评价起来照样疯疯癫癫，没遮没拦，竟将年长自己二十岁的孔融称为“大儿子”，将杨修称为“小儿子”。我们发现，世人一旦落入祢衡的嘴里，其结果甚至比羊落虎口还要凄惨。他只要对你略略瞥上一眼，就可以破口开骂了。
　　《三国演义》“祢正平裸衣骂曹”一回，对祢衡骂尽曹操手下作了详细的描写。仔细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他骂人很少是有道理的，仅仅因为别人长着个将军肚，便骂人家是“屠沽儿辈”，可使“监厨请客”，这并不能让我们佩服祢衡的口才。
　　祢衡骂人的特点是：首先，他不可能不骂人;其次，他从来不考虑给对方留点面子;第三，他也从来不给自己留有任何余地。骂人之于祢衡，就像毒品之于瘾君子，乃是不可遏制的爱好和冲动，为此，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自己将承担什么后果。拉拢一方，打击一方，骂一些人，同时安抚另一些人，这些最基本的世故，祢衡全不知晓。那天他准备回荆州老家，一些人决定送送他，想到平时饱受他的辱骂，送客们也想报复，具体方法就是，在祢衡走来的时候，大家全体坐着不动。祢衡走来了，一见此景，立刻嚎啕大哭起来。“你哭什么呀?”有人问。“走在一群行尸走肉之间，我能不悲痛欲绝吗?”祢衡答道。
　　史书上没有祢衡家世的点滴材料，使我们判断祢衡的真实性格不无困难。比如他父母是否离异?他小时候是否饱受虐待?他出生时有否难产？等等，我们皆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较有把握地看出：祢衡有着明显的人格分裂症状，他的反社会倾向与自恋态度，几乎都是一眼可见的。这样的症状连弗洛伊德都无法医治，今天看来，疯人院是祢衡的必然归宿。
　　史书上也有祢衡“发狂疾”的记载，但作史者似乎仅把这次“狂疾”视为祢衡偶尔的使性子，而没有想到那可能恰恰就是祢衡病灶的反映。在孔融要求他去见一见曹操的时候，祢衡因“狂疾不肯往”。
　　记得古斯塔夫·荣格说过：“很多在今天被看成精神病患者的人，在过去，他们往往能得到特殊的礼遇，他们反常的精神状态，恰恰被视为不同寻常的证明。”拿这个观点看祢衡，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这个飞越了历史疯人院的逃犯，在三国时代竟然颇有声名，以至曹操虽然觉得“杀他比杀一只老鼠还容易”，又毕竟没敢动手。

三国文化博览

　　《三国演义》的读者，对祢衡羞辱曹操一事已知之甚详：曹操任命祢衡为鼓吏，本意是想寒碜他一下，没想到祢衡竟然衣着不整地走进大厅。由于东汉宫廷礼仪对鼓吏的衣着有相当的要求，祢衡这一身丐帮打扮，无疑构成了对曹操的挑衅。祢衡之所以后来又答应曹操的要求，换上鼓吏的标准行头，乃是为了实施下一步计划：他当着众人的面脱下身上的百衲衣，一丝不挂，然后再徐徐换上新的装束。曹操无奈之下只能自我解嘲道：“我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而被祢衡小子羞辱了一下。”
　　人格分裂的祢衡，显然从来就没觉得曹操有甚可怕之处。他后来干脆继续穿上那身丐帮服，拄着根打狗棒，一屁股坐在曹操的营帐外，对曹操破口大骂。每骂一句，打狗棒就重重地朝地上戳一下。曹操即使“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时也按不住腾腾怒火。他唤来两名虎贲卫士，准备下三匹良马，祢衡就这样被撂在马上，被两个武士一路挟持出境，作为礼物，送给了荆州牧刘表。
　　在刘表高朋满座的客厅里，祢衡享受贵客待遇没几天，老毛病又犯了。他一面过甚其词地赞美着刘表，不惜拿周文王加以比附，一面又对刘表手下众人大肆嘲笑。老实的刘表起初还听不出其中暗藏的嘲讽，待到下面的人怒而检举，才省悟到祢衡的刻薄。周文王素以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闻名于世，若刘表真属文王再生，他手下应该决不至于如此昏庸不济才对，不然，只能说明刘表与他手下一般无能。刘表还算聪明，他明白了曹操将这个活宝送给自己，本意正是为了借刀杀人。为了让曹操看得起自己，他便依法施为，同样将祢衡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屯驻夏口的将军黄祖。
　　黄祖是个粗人，他开始虽也拿祢衡当宝贝赏玩，但当祢衡一仍其故地嘲讽起他来，黄将军杀起人来可没想到眨眼。结果，祢衡竟是像狗一样被宰掉的。
　　传说祢衡曾作《鹦鹉赋》，内有句云：“心怀归而勿果，徒怨毒于一隅。……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如此悲哀的文词，会否真地出自愤世嫉俗的祢衡笔下，古人就曾有所怀疑。看来辨清这一点，需要的首先不是古典文学知识，而是心理学知识。我想，惊人的张狂放荡与同样惊人的哀婉悱恻，大概也只有在人格分裂者的意识层里，才可能得到统一。
　　祢衡死了，本着兔死狐悲的生命智慧，孔融先生应该有所警惕，收敛些才对。虽然祢衡非直接死于曹操之手，但以孔融的智力，他本能够看出曹操与祢衡之死的间接关系。事实上孔融没有，与祢衡一样，他同样认为世界上最不值得一怕的，正是连皇帝见了都要瑟瑟发抖的曹丞相。
　　政绩上乏善可陈的孔融，指摘起他人来可是一张利嘴。论凌空蹈虚，大言无状，谁也奈何不了孔融，而一旦较到实处，比拼具体的统治才能，则又谁都不会买孔融的帐。
　　孔融有次就和光禄大夫郗虑争吵起来，分明孔融理亏，但曹操仍然愿意充当和事佬，亲自写信为两位和解。——孔融的骨头只会因此更轻。
　　种种迹象表明，晚年孔融最大的乐趣，就是和曹操过不去，和曹操抬杠。他也许不知道，曹操完全有杀他的借口，而且杀了他都能把责任堂而皇之地推给别人。当然，如果孔融知道这件事，他也不妨自我膨胀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操不杀他，乃是因为不敢，因为曹操怕他。
　　有件事让孔融大为得意，并可以作为曹操怕孔融的证据。当年曹操将司徒杨彪放入大牢时，孔融不仅没想到自己性命也有危险，反而对曹操威胁道：如果你继续“横杀无辜”，我孔融“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你道曹操怎么办?嗨，曹操还当真放了杨彪。
　　出于管理上的需要，部分也和粮食紧缺有关，曹操于建安十二年下了禁酒令。奉行“杯中酒不空”主义的孔融不高兴了，他忘了曹操其实也是一位讲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性情中人，他压根就没想过曹操的立场，便嚷嚷着反对。
　　孔融有给曹操写信的习惯，在一封题名为《难曹公表制酒禁书》的信中，孔融先是大谈一通天有酒星，地有酒泉的歪理，继而又露骨地讥刺道：“暴君桀、纣皆以色亡国，你何不干脆把婚姻也禁了。”曹操好像给孔融回了一封信，原信虽已不可见，但从孔融复信中所谓“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的语意中，可以看出曹操的回信颇具语重心长的风格，还不乏大量有说服力的例子。
　　然而孔融是不可被说服的，他继续寻找着向曹操发难的机会。曹操北征乌丸时孔融便大加嘲讽，待曹操大军攻下袁绍的老巢邺城，时为虎贲中郎将的曹丕捷足先登，将袁绍儿子袁熙“颜色非凡”的妻子甄氏纳入怀中，孔融兴致勃勃，再次给曹操写信一封，远兜远转地说什么“当年周武王伐商纣王时，曾将纣王宠妃妲己赐给周公。”
　　曹操虽然从军三十年，手不释卷，但还是被孔融这一新鲜典故弄迷糊了。想到孔融读书很多，曹操便虚心请教，孔融缓缓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杜撰一个不存在的史实，用以挖苦他人，孔融在讽刺艺术上确实造诣不浅，曹操受到的捉弄委实不轻……孔融几乎是以某种视死如归的态度，将曹操的涵养逼向极限。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八月，随着一道《宣示孔融罪状令》的颁行，五十七岁的太中大夫孔融被押赴市曹，就地处决，其家族也惨遭株连。
　　关于祢衡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人格障碍已使他丧失了自我收敛的能力，同时他的生命态势又极富攻击性，虽然今天可以被疯人院收留，但在古代，他在哪一个君王面前都注定讨不到活路。孔融呢?我相信孔老夫子上天有灵，一定会气得把天堂的地板跺穿。
　　两人都有一种只有知识分子中的极端分子才会体现出的刚烈，古人习惯于将这份刚烈含糊地归结为某种书生意气，今天我们知道，他们都应该被纳入临床心理学的范畴，重新探究一番。呜呼，孔融与祢衡，这两张三国时代最为著名的臭嘴，实在不过是当时两个最为病情深重的人。

（《青梅煮酒》，周泽雄/著，岳麓书社1999年4月出版;东方出版社2007年8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