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真实改革路:商鞅变法愚民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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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非常意外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国崛起运动，竟然以近乎开玩笑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时间是距今两干多年前的公元前359年，地点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都异常边远的秦国首都栎阳。这天，秦国政府在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棍，并宣称，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栎阳虽是秦国都城，但比起今天的镇子，其实大不了多少，南门到北门，也就两三公里吧。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竟然愿意花费十金?围观的人都以为此乃咄咄怪事，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却没人接招。一会儿工夫，政府又加价了：还是这根木棍，还是从南门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好半天，终于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并不沉重的木棍扛到了北门。——他果然“意外”地得到了高达五十金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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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小概率事件的幕后推手有两个，一个是秦国最高统治者秦孝公，一个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工作的商鞅。据说，商鞅之所以干出这种令时人和后人都啧啧称奇的怪事，是他怕民众不信任政府，需要通过这种出高价干无聊事的方式来立信，来表明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说到做到。所以，这件事的另一个历史名称就叫“徙木立信”。徙木是否真的达到了确立政府信誉的预期，时过境迁，我们已经很难进行准确的评估。不过，以后人的眼光看，徙木事件给了我们另一种深刻的暗示：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就在于它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从来都不惜采取任何极端的、匪夷所思的措施。

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商鞅变法果真就是一场极端的、匪夷所思的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民风的激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大国崛起，公正地说，商鞅做到了。但他本人却惨遭横死，而生活于这场崛起运动下的秦国民众，尽管眼见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却不仅没能拥有日甚一日的幸福，反而与这个冷冰冰的祖国越来越对立。

商鞅并不姓商。他姓公孙，名公孙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至于商鞅这个名字，那是多年以后，当他在秦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

商鞅时代，社会急剧动荡，天下风云四起。当是时，春秋时期的几百个诸侯国，经过几百年大鱼吃小鱼式的兼并，已经只余下了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大诸侯和中山、宋等十几个蕞尔小国。春秋时期大师辈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延至战国，已然急剧萎缩。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像老子、孔子和庄子那样追求形而上的思想，而是热衷于能够迅速获取功名的权术。这种情况下，商鞅像他同时代的众多年轻人一样，对刑名之学非常推崇。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不管各自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但要言之，各家学说的核心其实只有两点：其一，君子如何修身；其二，君王如何治理天下。但到了商鞅的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关心君子如何修身，而是只对君王如何治理天下感兴趣。

秦国的起源，是在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号为秦赢，得以作为周王室的附庸而存在于偏僻的甘肃一带。一百多年后，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抵抗西戎进攻，并配合平王东迁，平王于是把秦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地位。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秦国才与东方的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秦国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国际上根本不把秦国视为平等的成员，而是把它看做未开化的野蛮人部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这是一个只有21岁的热血青年。就在几年前，当他的父亲为国君时，曾经在与魏国的石门大战中大获全胜，这是秦国多年以来对东方诸侯的一次少有的胜仗。父亲的壮举与秦国的尴尬都在激励着这个企图励精图治的年轻君主。他耻于秦国的落后状况，决心施行改革，以便使被诸侯轻看的秦国强大。为此，甫一上任，秦孝公就发出了求贤令。在求贤令里，他极其沉痛地指出了秦国面临的困境：“国家内忧不断，根本无暇顾及外事，三晋攻占了我们祖辈所据的河西，诸侯看不起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啊。”(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宣布：“不管是我国干部群众还是外国友人，凡是有能力有办法使秦国强大的，我就给他官做，并分封他。”(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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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前往栎阳的。相对于秦国，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不仅是为了使秦国崛起，他还想给自己搏一个出人头地的锦绣前程。

在这之前，卫国人商鞅在秦国的仇国魏国谋生，充任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虽已年迈多病，却有识人之明。他认为商鞅是个人才，极力向魏惠王推荐。但魏惠王对商鞅不屑一顾。公叔痤又提议，即便你不肯用他，那也必须杀了他，免得他为别的国家服务。但魏惠王的反应，正如商鞅在获知此事后对公叔痤说的那样：他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就在秦孝公继位前一年，公叔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被生擒。商鞅在魏国失去了主子，再加上第二年秦孝公的求贤令传来，他便义无反顾地奔赴了远离中原的栎阳，希望在那个被东方文明国家视为蛮夷之地的边远小邦混出个名堂来。

成都落阳

政策好不好，全看时期合适不合适，商鞅之法在战国是非常好的，它能使国家强大，但一统之后，形势变化了，一味的法家就不合适了，要用儒家和道家来中和，政策变化全看时事，能解决主要问题那就是好法，形势变化了主要问题也就变化了，从来都没有可以解决所有情况的方法。

快乐玩家

也不一定，历史的结局而已

张辽的胡子

在那个时候，想要提升国家效率，就必须搞商鞅那一套，总之就是集权

江湖郎中

统一七国后应该果断调整政法，商鞅是战时的无奈之举